王辉耀:新冠疫情为全球治理体系革新注入“催化剂”

中国日报网 | 2020年6月10日

 

作者 |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引发了巨大的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也促使各国领导人开始反思全球多边治理机制的现状,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的“催化剂”。

 

全球治理 挑战重重

  联合国,这个成立了75年之久,维护人类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机构,在应对全球大流行病方面能发挥的作用却有限,其自身改革也陷入艰难境地。在国际格局发生巨变的21世纪,联合国应对挑战的能力及其权威性备受质疑。

世界卫生组织作为联合国下属负责公共卫生的专门机构,在面临疫情全球大流行时,本应是协调国际资源,主导疫情防控的核心机构。然而,它却缺乏调动全球资源的能力,甚至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甩锅”的对象。

疫情的全球蔓延令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也受到冲击。疫情期间,许多国家为了保障国内医疗设备和食品等物资的供应而出台了出口禁令,并提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些举措尽管在当下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长期延续甚至呈现常态化,世界经济就会滑向贸易保护主义的深渊,而贸易是疫情过后世界经济复苏的关键引擎。对此,各国需要共同努力,不断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维护自由贸易体系。

在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各种冲击中,最令人感到忧虑的是它对全球价值链的破坏。过去几十年里,全球价值链已经将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各国在全球贸易中提升生产效率,不断创造财富。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也加深了。

然而疫情暴露了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逆全球化思潮日益抬头,一些国家要求关键产业回流的呼声也更加高涨。

不过我们需要看到,全球化发展至今,从根本上是市场经济规则推动的结果。全球化不仅体现在国际贸易,还体现在政治、制度和文化等多个层面,世界各国之间已经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背景下,完全“脱钩”显然并不现实,也不会给各国带来更多好处。而出于对成本的考虑,各国在很大概率上并不会真正将工厂迁回本国。

尽管大规模“脱钩”的可能性很小,但为了防范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危机,我们仍需找到平衡成本和风险的对策,使全球价值链更具韧性和包容性。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

 

多边合作 共克时艰


 

全球危机早在新冠疫情出现前就已经存在,全球治理体系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使这些危机愈发严峻的原因。而疫情这一全球灾难则为各国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治理创新。

面对当下的挑战,国际社会应积极开展多边合作,提出创新全球治理体系的方案。比如,各国应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维护国际自由贸易秩序;再比如,设立新的国际机构,专门负责解决人才流动、技术交流、跨国企业监管等新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GDP将萎缩3%。而世贸组织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贸易额可能减少13%-32%。无疑,我们将面临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糟糕的境况。

国际社会需要携手行动,及时有力地促进经济复苏。短期内,二十国集团 (G20) 等多边机制应发挥更大作用,比如,G20可以设立秘书处,协调各成员国制定会议议程,促使各方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而长远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也将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完善,拉动疫情后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投资方面,除了公路、铁路、港口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外,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的“新基建”也是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潜在领域。我们应鼓励更多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合作中,并加强其与亚投行、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多边化发展。

最后,我们还应重视人类面临的其他诸多迫在眉睫的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现在这些问题似乎被疫情所掩盖,但不要忘了,环境的变化可能导致生物习性改变,从而增加传染病流行的可能性。各国在气候和环境治理方面加强合作,就等于是在降低未来疫病暴发的潜在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各国应加强合作,共筑未来。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中国有能力、有责任促进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各国走出当前困境,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平衡的全球化。

 

文章选自中国日报网,2020年6月5日